8月底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于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冲着“带病提拔”这四个字，就不难想象，这份“重磅”文件将带来一场强烈的冲击波。
“带病提拔”，可谓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“心腹大患”，党内外、各方面反映强烈。近期，中央纪委公布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的违纪通报，“毫无政治信仰，长期搞迷信活动”，“道德沦丧，大搞权色、钱色交易”等罕见表述，足见情节之恶劣。堕落至此，显然不是一两天的事。这一问题不容回避。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违纪违法领导干部中，李春城、万庆良、季建业、王敏、仇和等多人都曾“带病提拔”、“边腐边升”。稍早前结束的中央第九轮巡视，覆盖32家单位，同时对4个省进行“回头看”，从巡视反馈情况看，36个单位中有11个单位被点出“带病提拔”现象。问题的严重性，可见一斑。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，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。提拔一名“带病”的干部，就会令一大批埋头苦干、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寒心，严重损害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公信力和党的纪律的严肃性，对党风政风和政治生态的污染，难以估量。由此，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对《意见》是何等的殷殷期盼。
干部“带病提拔”，成因复杂，但与党组织把关不严、用人失察、履责不力直接相关。“知恶不黜，则为祸始。”特别是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大面积使用“问题干部”，甚至出现贿选窝案串案，党委（党组）主要领导难辞其咎，要么是其本身“带病”，要么是不担当不作为。无论哪种，都严重背离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要求，势必难逃责罚。人们记忆犹新，衡阳破坏选举案违纪人员466人全部被处理，时任市委书记童名谦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；南充拉票贿选案违纪人员477人悉数被处理，时任市委书记刘宏建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今年以来，辽宁贿选案的盖子揭开。省委原书记王珉已于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落马，根据通报，他“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。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、省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焯，先后被“双开”，其违纪事实均与“拉票贿选”有关。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彻查贿选案，严惩涉案人，充分表明整肃纲纪、匡正风气的坚定决心，也再度警示，从严治党，必先从严治吏，管权治吏，须从“关键少数”严起。
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，对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一方面要严查重处，另一方面，还应密织制度之笼，以实现标本兼治。今年正值地方党委换届之年，《意见》的出台更可谓正当其时。
被舆论誉为“中央放大招”的《意见》，问题导向鲜明，措施具体且操作性强。“落实工作责任”被作为第一条措施。首先明确责任，“各级党委（党组）对选人用人负主体责任，党委（党组）书记是第一责任人，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接责任和监督责任”。为避免过去那种“集体决策，无人负责”的情况，责任落实到人，要求党委（党组）必须对拟推荐人选的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，党委（党组）书记、纪委书记（纪检组组长）签字。
责任明确之后，还有“责任追究压阵”。《意见》规定，对干部“带病提拔”问题实行倒查，逐一检查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，甄别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予以追究。特别指明，凡因干部“带病提拔”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连续出现或大面积出现干部“带病提拔”情况的，要追究党委（党组）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
作为承担监督执纪问责重任的专门机关，纪检监察机关在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中，必须坚定地站出来，以担当诠释忠诚。今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在工作部署中提出，纪检监察机关在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，要严把党员领导干部“党风廉政意见回复”关。也就是说，对拟提拔人选在遵规守纪、廉洁自律这一关，能否发放“通行证”，纪检监察机关不得闪烁其词、语焉不详，更不能以沉默代替回答，必须态度明朗并签字确认，出现问题，就要被追责。
有专家认为，对“带病提拔”的责任追究，简言之，就是谁推荐谁负责，谁考察谁负责，谁监督谁负责。
对干部提拔任用负责，就得有知人识人之明，这并非易事。清代魏源曾说，不知人之短处、长处、长处中的短处，短处中的长处，则不可以用人。足见其难。不过，在干部群众监督意识日益增强，信息透明度大大提高的今天，全方位地深入了解党员干部，方式渠道更加多样。党委（党组）切实扛起主体责任，可以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侧面识别干部，与干部保持经常性、近距离的接触，透过日常品行和表现，洞悉干部最真实的一面；通过高质量的谈心谈话，观察干部的见识见解、禀性情怀、境界格局、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去，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，既在“大事”上看德，又在“小节”中察德。纪委（纪检组）应随时“瞪大眼睛，拉长耳朵”，多打听“张家长、李家短”，对巡视、信访、审计等渠道收集到的问题线索及早分析研判、分类处置，运用“四种形态”及时作出处理，既见“树木”又见“森林”，把日常监督管理与提拔任用关键节点的廉政把关相结合，方能最大限度拦截“问题干部”，防止“带病提拔”。
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党组织怕担责不敢使用干部，或少数人搞诬告陷害等问题，《意见》特别强调，防止干部“带病提拔”，根本的还是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，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，激励广大干部积极进取、敢于担当，而不是让干部不干事、不作为。
《意见》是中央为“带病提拔”这一顽疾开出的一剂良方，其要义就在于“压实责任”。把责任融入选人用人全过程、铭刻在每一位领导干部心中，才能锻造一支过硬的“铁军”，为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组织基础。（何艳）
